作为死对头的两位八卦专栏作家，鼎峰时期拥有约七千五百万读者；包括奥逊·威尔斯、玛丽·碧克馥、查理·卓别林、格蕾丝·凯利和英格丽·褒曼在内的电影名流，都无可避免遭受了来自她们笔端的巨大冲击。

  1948年春天，一个飘雨的周二午后，满屋子的好莱坞权贵正在用午餐，他们共同见证了一幕堪比他们自己的电影梦工厂制作出的传奇电影故事的精彩场景。

  电影行业的两个体态丰满的八卦恶妇、专栏作家劳拉·O·帕森斯和其酷爱戴帽子的死对头赫达·霍珀——她们同为当地最令人畏惧的女人、最臭名昭著的敌手——正心平气和，坐在位于豪华的Rodeo 大道上的罗曼诺夫餐厅1号桌吃着螃蟹。

  即使哈里·杜鲁门挽着斯大林走进餐厅，在场的客人们或许都懒得眨眼，但是面对这一奇观，他们却跺脚冲向电话，给全世界传达这条新闻。赫达说，这些电话「引来一伙顾客，在吧台站成六排，就为了见证我们这个圈子的《凡尔赛和约》签订。」

  据《科利尔》杂志后来报道，新闻人员跑着「从一间盥洗室奔向另一间盥洗室，拉扯着头发，咬牙切齿，仿佛到了世界末日。」这两个女巫姊妹曾拥有7500万（近乎全国一半人口）读者和广播收听者，她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其意义远不止表面上摆出来的那点姿态。

  它还预示着数年来支撑整个好莱坞的舆论架构即将崩塌，一直以来正是她们势均力敌的交锋以及无数次你来我往的竞争回合领导了好莱坞的舆论走向。能在她们的专栏中得以正面曝光，无疑将身价大涨，并在日后飞黄腾达。

  为此，长久以来，制片厂领导、宣传员和明星们都绞尽脑汁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小心翼翼周旋于这两个殊死斗争的八卦作家之间。

  她们二人上演了这出戏码，引来一众围观者勉强只有立足之地。两个小时后，直到这两个女人手挽手的漫步走出，才有人离开罗曼诺夫餐厅。「休战，」赫达在她1952年的回忆录《From Under My Hat》中写道，「当然很美妙！但是长久不了。」

  此外，劳拉也暗忖，「人人都说我和赫达不和，我们又何德何能去与这种多数意见辩驳呢？」

  当然了，这两个女人谁也不指望达成永久和平协议，毕竟她们都足够聪明，知道好莱坞的游戏规则，尔虞我诈才有噱头。劳拉从1915年起就一直报道电影行业的新闻（她自己吹嘘为「世界上第一个电影专栏作家」）。

  赫达最初是一名舞台和电影从业者，她甚至认识改名之前的Samuel Goldwyn，那时候他叫Samuel Goldfish。她还参演了路易斯·梅耶作为制作人的第一部影片。

  像许多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这两个女人好比哈哈镜内外扭曲的一人一影，虽然一胖一瘦，但她们有更多的共同点，只是这两人都不屑于承认。赫达和劳拉年龄相差四岁，她们的实际年龄都比她们承认的要大（赫达曾经开玩笑说，无论如何她比劳拉宣称的年龄要小一岁）。

  这两个女人都逃离了可怕的乡土小镇，一头扎入看似完满的婚姻，最终却又落得独力抚养儿女的下场。野心勃勃而又干劲十足，这两个女人很快就日进斗金（年薪约25万美元，折合今天约200万美元），与此同时她们也挥金如土，赤字不断。在政治方面，用当时的话讲，这两人「比成吉思汗更厉害」。

  赫达干脆把她和宿敌之间的不同点概括为，「劳拉·帕森斯是一个竭力成为蹩脚演员的新闻工作者，而赫达·霍珀却是一个试图跻身记者行列的蹩脚演员」。尽管赫达更精世故——如Kitty Carlisle Hart所言「擅长处世、长相可爱、精于打扮，身上带着纽约女演员的深深烙印」，然而被约翰·巴里摩尔称为「臭婆娘」以及被罗迪·麦克道尔揶揄「像一座沙发」的帕森斯实际上比赫达更高深莫测。

  正如George Eells在其1971年为二人合著传记中透露的那样，劳拉显然是两个人中更为虚伪的一个。除了谎报年龄——她号称生于1893年而非线年——劳拉还掩盖了若干事实，包括生于伊利诺伊州自由港，双亲均为犹太人，原本姓氏为奥汀格。

  从伊利诺伊州的迪克森（里根总统的家乡）高中毕业后，劳拉就职于当地一家报社做记者。她总是表现得如甜蜜少女般的天真浪漫（例如她的语录「我相信世上没什么问题不能通过爱迎刃而解」），劳拉相中当地一个叫约翰·帕森斯的有钱男人。

  「劳拉很受男人欢迎，」当了她三十年助手的多萝西·曼纳斯如是说。拥有「一头光泽饱满的褐色秀发和赛过婴儿的柔嫩肌肤」，她实际上比人们描述的更富有魅力。劳拉的丈夫显然认同这点；他们1905年结婚，一年后劳拉生下女儿哈莉特。

  在官方传记中，劳拉却把她丈夫写成死于一战后回国的轮船甲板上。尽管劳拉的丈夫的确早逝，但她却用时髦的故事编造了另一套说辞——丈夫勾搭上了秘书，她只好跟他离婚。

  劳拉从中年开始热衷天主教，所以她掩盖了人生中诸多事实，就为了看上去更符合天主教徒应有的言行。

  摆脱了这段婚姻的劳拉冠着夫姓搬到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到1910年左右，她在《芝加哥论坛报》的周薪达到9美元，同时还在晚上写作电影剧本。

  通过一个表亲的关系，她跳槽到一个更诱人的职位——芝加哥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编辑，在那里，她每天都能接触到默片时代的巨星，比如玛丽·碧克馥和葛洛丽亚·斯旺森。

  当劳拉通过这段工作经历提高身价后，她立刻跳槽到芝加哥《纪事先驱报》，并且大胆地向编辑提出一个非比寻常的建议。「那时候所有电影明星从纽约去往洛杉矶都必经芝加哥。」多萝西·曼纳斯解释道。

  「在芝加哥要待上两个小时。劳拉的主意是去火车站采访这些等待的明星。她认为明星们一定很高兴有事可以做，同时她可以把采访来的资料做成一个八卦专栏。当时编辑对劳拉说，『会有读者对这些感兴趣吗？』所以，接下来你就猜到发生啥了。」

  劳拉在《纪事先驱报》所做的幕后报道迅速获得关注，但这家报纸不久却倒闭了。1918年，这位所向披靡的记者高就于《纽约晨报》。她和女儿、新任丈夫一起搬进位于西116街、月租90美元的公寓；劳拉的新欢——船长Jack McCaffrey正是她在芝加哥时期所觅。

  工作连轴转、应酬永不断的劳拉很快和丈夫渐行渐远。而摧毁他们婚姻的致命一击却缘自劳拉与有妇之夫有染，她和当时杰出的劳工领袖彼得·布拉迪（用曼纳斯的话说就是「一生中挚爱」）陷入狂热的婚外恋。（这段有关第二段婚姻的事实似乎从官方记载中抹去了，大概也还是为了美化劳拉的过去吧。）

  劳拉坦白说自己曾被婚外恋冲昏头脑，但在事业方面却平步青云。狡黠如劳拉，她直接瞄准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心头好，开始一步步有计划地吸引他的注意。

  劳拉在专栏里不知疲倦地吹捧玛丽恩·戴维斯，夸她如何集美貌与才华于一体，这位大亨的情妇，14岁时就被赫斯特从合唱团里一眼相中，赫斯特更是专门为她打造「柯梦波丹」电影制片厂。

  劳拉坚持不懈的溢美之词（对比当时一个持相反观点的评论：「玛丽恩的银幕表情无外乎两种——要么喜悦，要么消化不良状）终于为她赢得了玛丽恩的友谊，随之而来的是赫斯特1923年发出的《纽约美国人》电影编辑一职之邀，薪酬高达250美元一周。

  接下来数十年内劳拉丝毫未曾减少对玛丽恩的奉承，「玛丽恩·戴维斯真是再可爱不过了」，此类赞誉不绝于耳，以至于成为变装舞会的经典噱头。

  但是劳拉在电影方面的野心并不止于玛丽恩。她还捧红了赫达·霍珀，夸她在玛丽恩主演的西部片《Zander the Great》中「表现不俗」。1926年，劳拉进一步吹捧赫达，将她描述成「迷倒万千男人」的那种女人。

  赫达于1885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利迪斯堡，其父是一名贵格会成员兼屠夫，Elda Furry则是她的曾用名。

  早在少女时期，在阿尔图纳的Mishler剧院，赫达看过Ethel Barrymore主演的《Captain Jinks of the Horse Marines》后，就迷上了舞台。她怀揣着明星梦加入匹兹堡剧团。1908年她逃往纽约，加入Aborn轻歌剧团的合唱队，登上百老汇舞台，凭一双闻名。

  正当妙龄的Elda，加上上述经历背景，很快就吸引了当时最耀眼的舞台明星之一——DeWolf Hopper。哈佛毕业的Hopper比Elda年长27岁，他频繁结婚，以至于人送外号「国民老公」。Hopper「凭他的声线」俘获女人心，赫达回忆说。「就好像奇妙的教堂管风琴一般」，他的声音如此迷人，最终赫达于1913年成为他第五任妻子。

  Hopper夫妇不旅行的时候，就住在曼哈顿的阿尔冈琴酒店，在那里，赫达频繁接触众多舞台名流，诸如约翰·巴里摩尔、道格拉斯·范朋克和当时较为年轻的塔卢拉赫·班克黑德。

  「身为Hopper的妻子，我并没有围着这群名人瞎转，」赫达用她那农场女孩独有的明快语调说到，「我很快就融入了他们。」尽管DeWolf动不动就奚落、背叛甚至无视赫达，他还是给她带来了两件最重要的礼物——一是他们的儿子比尔·霍珀，一个响亮悦耳的姓氏（赫达听从一个数字命理学家的建议将名字从Elda改为赫达），二是在说话措辞方面对赫达的完美教导。

  「实际上，我做得有点过了，」赫达写到，「名字变短了，听上去更像一个天生的英国富孀，下嫁给波士顿土包子……正是这种做作姿态，导致我日后在银幕上净演一些浮华社会的虚伪女人。」

  1915年，赫达和丈夫、儿子一起搬到好莱坞，DeWolf接到三角电影公司的诱人邀约。他要求妻子退出演艺生涯，但赫达反倒说服他为自己争取《Battle of Hearts》（1916）中女主角之位，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赫达银幕首秀，薪酬100美元一周。

  然而这一角色并非什么「上流社会的无聊女人」。赫达纯粹凭着健壮的体格和突出的身高，才获得了粗犷能干的渔夫之女一角。身高1米7、体重58千克的赫达在玛丽·碧克馥、丽莲·吉许等娇小如兰花般的女星衬托之下，宛如一根高耸粗壮的豆茎，一同成长于演艺圈温室之中。这部电影上映后反响不俗，有位评论家称赞赫达「裤装简直无与伦比」。

  三角电影公司倒闭后，霍珀一家搬回纽约。赫达开始拼命工作，奔波于纽约和新泽西李堡的制片厂。她在路易斯·梅耶的《Virtuous Wives》（1918）中扮演一个不忠的富孀，这一角色类型奠定了她此后的银幕形象。

  为了在明星堆中抢占风头，赫达在高级服装店Lucile一掷千金，将全部收入5000美元用于采购衣物和帽饰。《综艺》杂志观察到赫达由此出落得十分「显眼」，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不露锋芒的安妮塔·斯图尔特，「在那个时代的女星中可谓难得的例外」。

  到1920年，赫达在电影圈的名望节节攀高，以至于她开始叫板1000美元的周薪——一下子把她之前的收入翻倍了。DeWolf眼看着曾经需要他养活的妻子如今比自己挣得还多，不禁心生妒意，转眼开始各种鬼混调情，终于在1922年，他们的婚姻轰然坍塌；对于这一新闻，劳拉在她的专栏里曾翔实报道。

  1923年，脱离婚姻、亟需经济来源的劳拉接受了路易斯·梅耶的邀约，和好莱坞的Metro公司（米高梅前身）签订了合同。

  为了在排的满满的日程表、每天无数的截止日期、秘密恋情还有高价账单之间达到平衡，劳拉疯狂地工作，养成每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习惯，渐渐地发现身体每况愈下。

  尽管已被医生诊断出肺结核，劳拉还是没有当回事，依然拖着病体于1925年秋天参加了赫斯特举办的晚宴。第二天上午，赫斯特不仅将劳拉的所有债务一次偿清，还安排她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沙漠疗养恢复。

  劳拉在沙漠疗养期间，有几个好莱坞的朋友专程来棕榈泉拜会她。Darryl Zanuck带了一些书，赫达也来了，她希望参与房地产交易，以扩充拍电影的报酬。实际上，赫达自两年前初来好莱坞，就和劳拉达成了某种互惠的利益交换。

  劳拉渐渐开始依靠八卦女星的耳朵。「她们刚开始认识时，」多萝西·曼纳斯说到，「赫达是一名演员，还是个不错的演员。她们彼此投合。片场一有什么动静——如果某个明星和影片主演正闹绯闻——赫达就会立刻致电劳拉。」相应地，作为回报，劳拉承诺赫达会通过强大的人脉关系为她保证至少几句台词。

  赫达迫切地需要这些机会，哪怕时有时无，戏份很少。赫达不想停留于路易斯·梅耶的剧中角色，她开始向其他制片厂递交自己的写真。这段时期赫达的工作断断续续，凭着自身的中性气质，独有韵味的穿衣风格，和沉着冷静的社交能力，赫达被米高梅的首席服装设计师Adrian看中，定期邀她来做模特，或者临时充当制片厂接待VIP的引导员。

  然而后来米高梅取消了与赫达的合约，她只能带着儿子住进三间屋的地下室，这跟她之前拜访玛丽恩时入住的高层金丝织锦卧室相比，简直是寒酸又屈辱，这位密友兼同事的住宅则是位于洛杉矶北部圣西蒙的一座豪华宫殿。赫达的感情生活也毫无头绪。

  1928年，就在积蓄用光之前，赫达陪同剧作家弗朗西丝·玛丽恩前往欧洲，在那里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英俊的美国画家。「但她始终不肯和他上床，」弗朗西丝·玛丽恩对传记作者George Eells说到，「我曾对她说，『赫达，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你的内裤脱了扔得远远的吧。』」即便画家追随赫达来到好莱坞，她依然一本正经地坚持初衷。沮丧的画家求婚无望，最终自杀。

  1926年三月，45岁的劳拉康复后致电赫斯特，表明了自己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回「New York America」报社工作。这位报业巨头回复说，「劳拉……好莱坞才是真正做电影的地方——眼下我觉得你应该属于那里。」

  更让劳拉喜出望外的是，赫斯特决定联合她的专栏——这对劳拉的经济情况和个人影响力（最终有372家报纸刊登她的专栏，远至贝鲁特和中国）无疑都大有裨益——并任命她为涉猎甚广的「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电影编辑。「终于，」劳拉笑言，「好莱坞作家要进军好莱坞了！」

  在好莱坞行家看来，赫斯特对于劳拉的帮助——加上之前去棕榈泉免费疗养——都可看作是一种投资。劳拉认为那些试图解释她一生中和赫斯特集团错综复杂关系的故事，可怕得就像来自埃德加·爱伦·坡发烧时的狂想。至少她对公众是这么说的。

  好莱坞迄今有两大未解之谜：其一是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谋杀案，其二与劳拉的故事有关，是广受尊敬的导演兼制片人托马斯•英斯的突然死亡。赫斯特曾经想挖英斯来工作，以给自己的公司「Cosmopolitan Pictures」带来起色。「劳拉清楚地知道这两桩谋杀案背后的真相，」杰克•华纳的前公关助理Richard Gully说到，他如今已是90高龄，为《贝弗利山庄213》写稿。

  所有解释千篇一律的将英斯之死归结为急性消化不良触发的心力衰竭，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赫斯特对此十分不满，她于去年重提此事，出版了一本关于那桩谋杀的小说《圣西蒙谋杀》，引起喧哗。

  那桩「谋杀」，如果的确发生了，也不是在赫斯特的山中城堡里发生的，而是1924年11月在赫斯特的游艇Oneida号上——后来被人称为「威廉·伦道夫的灵车」。

  为了招徕英斯，赫斯特举办了一个电影人游艇会，参与者包括玛丽恩·戴维斯、作家Elinor Glyn、演员Seena Owen和Aileen Pringle，还有一些英斯和赫斯特工作上的朋友，并且根据不少记载，查理·卓别林和劳拉·帕森斯也出席了。George Eells确信英斯只是突然发病，死于禁酒年代的一时酗酒。更戏剧化的版本则是，据罗迪·麦克道尔说，卓别林当时「和玛丽恩·戴维斯酒后狂欢」。

  赫斯特妒火中烧，雇了一个杀手，却错把英斯当作卓别林，一枪毙命。多萝西·曼纳斯辟谣说，「这个版本毫无可信之处。在劳拉的住处，同时也是她办公的地方，每天午饭过后，我和她都会花很长时间散步。有一次我问起这事，她说，『我那时候人在纽约。而且我有当天专栏标注的发稿日期和地址作证明。』」

  「如此多的不在场证明，」好莱坞一位资深内幕人员感叹道，「对于一个赫斯特集团的记者而言，伪造一份标注日期能有多难？不管怎么说，卓别林肯定不在那艘船上，但劳拉在。」他坚持认为真相是，赫斯特午休完从小木屋出来，发现英斯正轻浮地搂着戴维斯。

  不可遏制的嫉妒促使他拔下戴维斯帽子上长长的帽针对准了英斯的手臂。要知道当时甲板上风很大，在那种环境下这可是一件利器。不料英斯突然转身，帽针「一下插入他的心脏，引起致命的心脏病突发。整一个故事的重点是，之后一个周日，赫斯特将游艇开至港湾，火化了尸体，这样就避免了尸检。你想想，无风不起浪。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伪造。以上帝之名担保，劳拉就在那艘船上。」

  劳拉的第一个联合专栏成功在好莱坞扎根，她和好莱坞的关系，好比一头口渴的骆驼踏进丰饶的绿洲。很快她就定下规矩：「你必须先向劳拉汇报」，导演乔治·西德尼说到。好莱坞片场几乎处处都有劳拉的身影，她为了获取八卦专栏的材料到处钻营打探，她坐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滩尿渍（至少从七年级开始劳拉就被尿失禁困扰）。

  1934年，她又涉足广播以扩大权势范围和经济来源，在她颇受欢迎的《好莱坞酒店》节目（由Campbell’s Soup赞助）中，她首创「不提片名的新片预告」模式。演员们不计酬劳，前来朗读即将上映的电影中的部分台词，节目组则发给他们赞助商提供的汤罐头（Carole Lombard的最爱是咖喱肉汤）。

  劳拉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1937年B级片《Nancy Steele Is Missing》在纽约Rivoli剧院上映时，一份对排队观影者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百分之七十八的人都是听了劳拉的广播节目慕名而来的。

  然而劳拉对好莱坞的牢牢掌控，更多是因为她扮演的「绯闻承包人」（劳拉众多绰号中不那么恶毒的一个）的角色，而非诱导观众观看某部电影的能力。她的线人遍布制片厂的走廊、发廊沙龙、律师办公室和医生诊所（有时候她能抢在一些小明星之前得知她们怀孕的消息）。

  当劳拉得知克拉克·盖博和第二任妻子Ria即将离婚时，她将盖博「软禁」在她North Maple Drive的家中，直到确定这条新闻抢在同行之前「传遍无线电」。

  然而劳拉报道过的、最惊天动地的独家新闻是「好莱坞历史上最壮观的离婚」：好莱坞无可争议的帝王和王后，道格拉斯·范朋克和玛丽·碧克馥的分道扬镳。

  碧克馥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向劳拉吐露心声，后来层出不穷的明星仍有人重蹈覆辙，碧克馥痛苦地回忆道，「她居然指望……一个八卦专栏作家」保护自身「抵挡舆论风暴」。当这条新闻成为国际头条后，好莱坞第一次陷入被媒体完全扼制的大动乱中。

  全权掌控了好莱坞舆论的劳拉还成功地勾引了一个男人，泌尿科医生哈里·「Docky」·马丁，他那纯正爱尔兰血统的致命魅力最终促使劳拉解除了和彼得·布拉迪的婚姻。在他们1930年结婚前（赫斯特送上了价值25000美元的结婚礼物），马丁就是当地出名的红脸酒鬼。

  Arthur Hornblow Jr.的遗孀LeonaraHornblow回忆道，有一次在路易斯·梅耶的聚会上，深夜时分，「Docky——大家都这么叫他，就连罗曼诺夫餐厅的停车场侍应生都这么叫他——突然晕倒在钢琴下面。有人想摇醒他，但是劳拉大喊，『让Docky睡吧！他明早七点还有手术要做！』」（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则是，马丁倒地时，他那出名的大突然跳出来，招来大家的议论「那才是劳拉·帕森斯的柱子」（译注：column同时有专栏、柱子之意）！）

  在劳拉的助力下，Docky一跃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首席医务官，在这之前他早已具备医治性病的专长。「基本上，制片厂的医生工作职责就是保证明星能正常拍摄，」《Norma Shearer and On Cukor》的作者Gavin Lambert解释道。

  与此同时，赫达仍然挣扎于养活自己和儿子，并且听从愚见将儿子带入家族行当。（对表演拿捏不定的比尔参与了几部电影，一度变卖汽车，直到找到符合自己的演艺商机——在电视剧《Perry Mason》系列中扮演Paul Drake。）

  这一时期赫达见过的最大财富，大概来自前夫盛年而死带来的保险单。赫达的表演身价暴跌，一年能得到两三个角色就很幸运了。

  1932年，在路易斯·梅耶的得力助手艾达·柯弗曼的敦促下，赫达参与了共和党麾下一处县职的竞选，无疾而终。后来赫达又当了一阵演员代理，依然失败。无可失去的赫达带着儿子回到纽约，她重返百老汇舞台，出演Bea Kaufman的《Divided by Three》。

  这番努力无济于事，但却对新人吉米·斯图尔特影响巨大，赫达在演出中与她结为朋友，促成她和米高梅签订合同。

  赫达的前途跌落得如此暗淡，以至于1935年回到加利福尼亚后，她差点签约成为（男妓）机构的经理。1936年左右，派拉蒙雇来赫达，让她从事一项她非常胜任的工作——教授波兰男高音Jan Kiepura英语。

  对于好莱坞的态度，相比劳拉，赫达更为愤世嫉妒——罗迪·麦克道尔说她「沉溺于虚假的情绪中」——「如果你有胆量指出这一点，再加上一点自身能力，就能对付好莱坞的。」

  讽刺的是，当赫达在大度的赫斯特和戴维斯处安顿时，好莱坞对赫达的正慢慢消解。一次在Wyntoon这个赫斯特名下的伪巴伐利亚庄园，赫达正和喋喋不休的和客人交谈关于好莱坞明星的八卦，赫斯特集团《华盛顿先驱报》旗下有名的娘炮Eleanor Patterson和劳拉·帕森斯都在场。「

  你为什么不尝试写写呢？」Patterson提议。「写？」赫达反问道。「我连拼写都不会！」Patterson想了个办法，让她每周在电话里只口述一篇，然后就能够得到50美元稿费。劳拉听了根本就没有多想，她对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毫不担忧，1935年10月5日，她在专栏里平淡无奇地记录着，「赫达·霍珀开始为Eleanor Patterson撰写好莱坞时尚报道……」

  劳拉是对的，至少在当时她还没必要感到威胁。赫达不满《华盛顿先驱报》给她的周薪只有15美元，于是只写了四个月专栏就罢手不干。然而这次停笔实际上预热了她1937年迎来的转机。

  Esquire Feature Syndicate正在寻找好莱坞专栏作家，他们致电米高梅公关部门的Andy Hervey，向他征求推荐。Andy Hervey推荐了时年52岁的赫达·霍珀，为防止误解，还强调了她不一定真有写作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明星内幕，准能从赫达那里知道。」

  赫达幸运地被《洛杉矶时代报》相中，这是一家和劳拉的《检查者报》类似的晨报。「不管一个作者的专栏被多少家媒体转载，只要他没有本地的发行商，业内就不会有人重视他，」制片人A. C. Lyles说。

  为了提升赫达的重要性，下一盘更大的棋，她在米高梅的老朋友艾达·柯弗曼以个人名义举办了女性聚会，邀请了众多著名记者、宣传员还有演员（包括琼·克劳馥、Claudette Colbert、瑙玛·希拉）。

  宾客之一的劳拉堂而皇之走进来，又转身生气地走了。「劳拉最初做梦也没想到赫达会成为与她抗衡的对手，」多萝西·曼纳斯说，「但在当时，赫达也没有料到这点。」

  曼纳斯认为米高梅将毒舌之笔交给赫达完全合理。「她已经过了女性领袖的盛年，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计划给她安排一份差事。赫达几乎能出入世界上所有的制片厂——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

  但其他人（包括劳拉在内）实际上并不乐观，路易斯·梅耶就在制片厂其他领导的观望下，精心策划选中赫达作为专栏作家以抵消劳拉在业内垄断性的权势和影响。《检查者报》的八卦作家莉丝·史密斯说，「是电影制片厂孕育了这两个人。制片厂天真地以为能控制她们。但实际上，她们成为了从实验室中逃出的弗兰肯斯坦式怪物。」

  如果劳拉最初还不以为意，认定赫达不久就会收场，那么她很快就能见识到赫达的威力，如梦初醒。1939年，赫达一手挖掘独家新闻，打破了劳拉「绯闻承包人」的神话。

  这条劲爆的消息就是总统之子吉米·罗斯福（受雇于Goldwyn）将和妻子Betsey离婚，他当时与Mayo诊所一个护士有染。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专栏新闻了，而是觊觎良久、旨在轰动全国的头版大都市故事。

  赫达获取这条消息的手段将载入史册，成为后来者的教科书——在半夜丝毫没有征兆地拜访事件受害人。

  这两个女人之间的长期较量，可以说势均力敌，不管是在伪装、炫耀还是刻薄程度方面都不相上下。「赫达更倾向于以一种游戏的心态看待竞争——作为一个厉害的舆论引导者。

  她清楚地知道从商业角度来看竞争带来的好处，」曼纳斯说，「但是劳拉由衷的厌恶别人把她俩拿来相提并论。而且她在各方面都把赫达视作竞争对手，甚至包括穿的衣服。」

  然而据Richard Gully所言，如果仅仅是出于业内事务竞争中的嫉妒，劳拉或许还能忍受这个戴着帽子、高调艳丽的后来者。「这场竞争的真相竟来自私人原因，」他说，「赫达总是将马丁医生称作「那个天杀的淋病郎中」，这才真正戳中劳拉的怒点。」

  二人的权势一部分来自她们拥有的独家内幕，一部分来自她们在报刊媒体上抖落的八卦。「她们从来不敢告发凯瑟琳·赫本和斯宾塞·屈塞，」Gavin Lambert说，「她们也只字不提瑙玛·希拉和米奇·鲁尼的绯闻。

  梅耶阻止了他们的恋情——然后迫使希拉扮演《Mrs. Stephen Haines in The Women》中的「好人」角色。不知是不是巧合，米高梅让赫达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个有趣的小角色——社会新闻记者Dolly de Peyster。

  当时所有明星签订的合同里都包括「反公德行为」的相关条款，一旦明星违约，合同就自动失效，所以「制片厂的老板们利用劳拉和赫达作为威胁武器，以保证他们的雇员不越雷池，」Lambert继续说到。

  「但是如果明星真的惹了什么麻烦，他们几乎总能买通这些八卦喉舌」——要么通过交换爆料的方式，要么间接拿钱平息，就像二十世纪福克斯以75000美元买断了劳拉1943年的回忆录《The Gay Illiterate》一样。（不用说，这本书从来就没能出版。）

  然而好莱坞集体记忆中最深的烙印，则来自这两个女人捏造充满仇恨的、毁灭性的故事，不管她们出于何种动机。

  1943年，一个红发女人琼·巴里闯进赫达位于好莱坞大道Guaranty Bank building的办公室，哭着说她被查理·卓别林抛弃，又怀上了他的孩子。赫达将自己幻想成捍卫妇德的斗士，开始炮轰这位喜剧明星，之后卓别林在父子关系鉴定的官司中频繁出庭受审，闹得人尽皆知。

  （尽管法庭最终裁决卓别林并非生父，他还是被迫支付赡养费。）后来为了报复赫达，卓别林向劳拉提供了独家新闻——他迎娶了年仅十八的Oona O’Neill。赫达却坚持觉得自身在巴里－卓别林官司中扮演的角色，只是为了「警醒世人洁身自好的恋情」。

  赫达还说，她的这一劝告十分见效，在一次鸡尾酒聚会上，她只消对着某个制片人摇摇手指，对方就心领神会，赶紧结束自己的婚外情。

  赫达似乎就是难容恋情绯闻，哪怕事情的真相还很模糊，赫达也会迫不及待捅出来，一番狂轰滥炸。

  前服装设计师Oleg Cassini回忆他和格蕾丝·凯利约会时，「赫达曾在专栏里放出这样的标题，『帅哥云集的好莱坞，为何她偏偏看上Cassini？想必是因为他的小胡子。』赫达反感欧洲人。她是美国至上主义者。后来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认输。我会刮掉我的胡子，前提是你先刮掉你的。』」

  劳拉也与格蕾丝·凯利有过交集，1953年格蕾丝拍摄《Dial M for Murder》时和已婚的Ray Milland发生恋情。自从嫁给Docky，天主教徒劳拉变得比教皇还更虔诚。每周日9点45分她都会出席「好牧羊人」教堂的弥撒，常常还没从前一夜的宿醉中清醒，另外她还是好莱坞很多明星后代的教母，包括米娅·法罗、约翰·克拉克·盖博。

  出身天主教家庭、家境优渥的格蕾丝·凯利如此明目张胆的自毁名誉，劳拉感到无法容忍的愤怒，「劳拉爆出了格蕾丝的恋情，」Richard Gully说。「然后格蕾丝离开了Milland，但是这一爆料差点毁了她的演艺生涯。」

  赫达更肆意妄为的举动是揭发约瑟夫·考顿，斥责他在拍摄《Hers to Hold》（1943）期间幽会一起出演的少女明星狄安娜·窦萍。「考顿从来就没想过离开妻子，」Leonora Hornblow说。「他们只是一起找乐子而已。」

  赫达的爆料「对考顿之妻，Lenore Cotton产生了极大伤害，她饱受折磨」，不过考顿很快就解了心头之恨。「当时贝弗利Willshire舞厅正举办什么重要活动，约瑟夫·考顿看到赫达，便走近对她说「我有一样东西给你」，接着就朝她的椅子狠狠踢了一脚，瞬间折断。

  劳拉最具杀伤力的一次爆料或许是对英格丽·褒曼的揭发，后者1949年离开丈夫Peter Linderstrom（神经科医生）后，来到意大利和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同居。

  今天看来这条新闻也许无关痛痒，但在当时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哗然。1945年，多亏了赫达的贡献，褒曼在《The Bells of St. Mary’s》中出演了天使般的角色Sister Benedict，由此树立了圣洁的银幕形象。

  褒曼1948年出演了《Victor Fleming’s Joan of Arc》的女主角。媒体震惊地发现人们心中的圣女居然有道德污点，便开始在社论中强烈谴责褒曼，观众也她的影片。

  但真正的致命一击来自劳拉投掷的超级炸弹。1950年初，《洛杉矶检查者报》头版就以劳拉的署名赫然写道：英格丽·褒曼三个月后将于罗马待产。这条新闻爆出了褒曼－罗西里尼之恋的结晶。

  劳拉推测，「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关于电影人最轰动的八卦。」其他记者对此纷纷震惊不已，包括赫达在内，都严厉指责劳拉和赫斯特集团无中生有，造谣诽谤。

  那天夜里，劳拉看到丈夫在卧室里一脸虔诚地手捻念珠。这位医生解释道，「我正在……祈祷，但愿你的爆料属实。」

  结果证明劳拉没错——小罗伯特的出生无可辩驳地证实这一点——因为劳拉事先是通过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得知消息的，而她拒绝透露此人身份。劳拉在她1961年的回忆录《请对劳拉说》中，将此人描述为「一个不止在好莱坞，而且纵横美国的权势者。」

  多萝西·曼纳斯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揭晓了谜底。「是霍华德·休斯告的密。接下来就说说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休斯当时在雷电华公司制作电影，他手上有一些好的剧本和故事，迫切希望由英格丽·褒曼主演。

  那时候褒曼可谓红极一时。她当时疯狂地迷恋罗西里尼，于是就和休斯达成协商——她可以出演这些电影，前提是他先投资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休斯接受了这个条件，然而《火山边缘之恋》未获收益。

  当休斯要求褒曼立刻回美国拍他的电影时，她却回答，『老实说，我现在回不来——我怀孕了。』这下激怒了休斯。他得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收回在《火山边缘之恋》中损失的投资。

  接着他给玛丽恩·戴维斯打电话，让她转达劳拉这一内幕，但玛丽恩刚开始并没有透露这条新闻。当休斯质问玛丽恩时，她说，『我的上帝啊，英格丽现在还是已婚之身。

  这条消息可能会将赫斯特集团卷入最庞大的官司中。』所以休斯就直接和劳拉爆出这条内幕。他是如此恼怒，以至于我都能听到他在电话里声嘶力竭。那通电话之后，好戏就上演了。」

  托尼·柯蒂斯认为，绝大多数时候，劳拉和赫达「都不敢拿真正的大腕开刀，常常是刚出头的小明星遭殃。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接到赫达的电话，」她的口气俨然一个判决仪式上的审判官：「上帝保佑，希望你不要对我撒谎。

  你到底在不在和一个少女交往？」柯蒂斯说，「她讲到上帝的语气——就好像她是上帝的道德发言人。真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碰上赫达，你大概了解什么下场。

  但是关于劳拉却有种令人不适的东西——好像她内心深处有一些秘密在发酵，来自她的过去。我确信当时人人都是眼线。我们都认为赫达的儿子比尔是告密者。没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这两位恶毒的妇人不仅攻击明星个人，还将矛头瞄准影片和整个制片厂。1934年，当米高梅将《红楼春怨》的主角交给瑙玛·希拉而非玛丽恩·戴维斯扮演时，「在赫斯特的示意下，劳拉在专栏中对瑙玛·希拉和这一部优秀的电影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封杀，」Gavin Lambert说。

  劳拉还曾对奥逊·威尔斯及其《公民凯恩》施加过更恶毒的迫害——在这过程中险些阻碍这部杰作的诞生。

  一听闻威尔斯在雷电华公司的处女作是以赫斯特为原型，劳拉赶紧约这位天才共进午餐，席间听他各种否认和解释——劳拉信以为真。

  不久后，因为曾受邀出演片中一个小角色，赫达得以参加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内部放映。她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是以玛丽恩·戴维斯的情人为原型创作的故事，就赶紧将这一消息传达给赫斯特，并对劳拉不及时提醒表示不解，这样就顺便将矛头转向了劳拉。

  赫斯特勃然大怒，命令劳拉带两名律师前去证实。果不其然，劳拉也被影片内容大大震慑，立刻冲出影厅给赫斯特发去电报，赫斯特简洁明了地回了几个字：叫停《公民凯恩》。

  劳拉迅速展开行动，首先威胁雷电华公司，说她将曝光一些积压的内幕「执行总裁案、酗酒、异族通婚等勾当」。接着，她又暗示雷电华公司，美国公众将会知晓「此公司的犹太人比例偏高」。

  雷电华总裁George Schaefer拒绝屈服于赫斯特集团的高压，尽管遭到对方的法律威胁，他还是宣布《公民凯恩》将于1941年2月在Radio City Music Hall上映。劳拉赶紧联系Radio City Music Hall的经理Van Shmus，扬言若不拒映《公民凯恩》将遭全面封杀。

  首映就这样胎死腹中了。站在赫斯特集团一边的路易斯·梅耶（赫斯特的「柯梦波丹」制片厂曾附属于米高梅）向Schaefer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协商：他将支付805000美元作为交换，烧毁这部影片和它的所有拷贝。

  Schaefer立场坚定，拒绝合作。最终赫斯特集团对威尔斯发起了恶毒的攻击，诽谤他是者。接着舆论转向，开始同情威尔斯和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尤其是得到了赫斯特集团对手的声援，如Henry Luce，《Time and Life》的创始人。

  趁着这股舆论热潮的机会，雷电华公司最终于1941年5月发行了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尽管口碑上佳，但威尔斯从此被打上了「惹麻烦的人」的标签，再也没能在雷电华乃至整个好莱坞恢复从前的地位。

  雷电华没能对奥逊·威尔斯进行任何补偿，只是在接下来极力摆平了劳拉。1943年，雷电华和劳拉的女儿哈莉特签订了长期合同，在这之前，哈莉特在Republic Studios辛苦地干了三年制片。

  奇怪的是，劳拉和赫达在涉及子女时，心照不宣地选择了休战。1940年，在San Fernando Valley，劳拉的庄园Marsons Farm里，颇有男人气概的哈莉特嫁给女人气十足的的宣传员King Kennedy（对劳拉而言这真是一桩实惠的婚事），赫达作为宾客之一也出席了这场婚礼。

  比尔·霍珀也在劳拉的专栏里受到褒扬。正是赫达不遗余力地赞扬哈莉特在《慈母泪》（1948）中的表现，促成了她们二人同年在罗曼诺夫餐厅的聚会上达成和解。

  观察家们显而易见，劳拉和赫达早就达成共识，有她们这样的母亲撑腰，子女的人生简直开挂一样无往不胜。

  当然，这两个女人也帮助过家人以外的不少人。她们大多数时候散布着恶毒言论，偶尔也施以零星的小恩小惠。

  四十出头的琼·克劳馥被美国的剧场发行商们贴上「票房毒药」的标签，「米高梅抛弃了她，」宣传员Warren Cowan回忆到，他同时是Rogers & Cowan的合伙人之一，现在是Warren Cowan Associates的主席。

  心有不甘的制片人Jerry Wald在《欲海情魔》（1945）中起用克劳馥，又聘请Rogers & Cowan公司为她洗去污名。Cowan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写了如下：「《欲海情魔》的观众接连不断，华纳兄弟的票房前两周蹭蹭直往上冒。

  他们开始预测琼·克劳馥将有望角逐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令Cowan大为吃惊的是，赫达逐字逐句引用了这段话，将这件事变成「独家报道」。（赫达是这么解释她对克劳馥的支持的，「我体会过被人拒之门外的滋味。」）

  然后，Cowan说，「关于此事的不同版本四处演绎开来。就在奥斯卡颁奖礼之前，我们在其中植入了广告，又从赫达的专栏里引用回来。广告植入奥斯卡，这还是头一回。

  现在的公司年年都会往这上面砸上成千上万。」Cowan推测琼·克劳馥因此斩获奥斯卡奖。「由此可见专栏作家的威力，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影响大局的，」Cowan总结道。

  对好莱坞的无名小卒来说，得到劳拉或赫达的稍稍提携，几乎就像善良的女巫格兰达轻挥魔棒一样管用。当华纳的童星杰克·拉森17岁时，「赫达决定为我写点东西，」拉森回忆说。

  「华纳公关部门一把手Bob Reilly告诉我，『你的星途已成！』我一直接受严格的排练，差点把我逼疯。有人忠告我绝对不能对赫达提及我正跟随Michael Chekhov学习表演，因为赫达极其，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揭发我。不过最后她对我很友好。如果劳拉或赫达喜欢你，夸奖你，确实是大有裨益。」

  她们专栏中的曝光率甚至能「成为当时的某种硬通货」，罗迪·麦克道尔解释道，「经纪人会利用专栏中的曝光作为协商合同的筹码。为了证明你的价值，你可以拿出一本报纸专栏剪贴簿给制片厂看。」托尼·柯蒂斯补充道，「你只可以通过你在专栏中得到的评价来衡量自己的表现。其他别无标准。」

  对填词人Alan Jay Lerner从相中、结识到迎娶小明星南希·奥逊的过程，这两个女人都笔耕不辍、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下来，后来赫达发布了「一条新闻，专栏底部附上了我的照片。」奥逊回忆说。

  当时奥逊正在出演比利·怀尔德的《日落大道》（1950），赫达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配角。「原本计划是，」怀尔德说，「让赫达和劳拉在Joe Gillis被杀后，同时分别试图从楼上和楼下给各自的报纸打电话。其中一个在楼上边通电话，边竭力整理出报道，另一个在楼下，电话迟迟无法接通。

  这两个女人之间会展开一场野蛮、疯狂的扭打，伴随着各种污言秽语。这样拍出来一定非常戏剧化，也很好玩。但事实上我想得太天真了。劳拉拒绝出演，因为赫达算得上是个好演员，她担心赫达会抢占她的风头。」

  制片厂制度逐渐瓦解的过程中，新一波经纪人开始怂恿明星们抬高身价，要求更独立的个人空间，明星和制片厂老板之间较量开始频繁上演，「帕森斯－霍珀」掌控好莱坞的霸权即将崩溃。

  实际上，这两个女人很快作出调整，并适应了新的媒介——电视。在NBC一档周日深夜节目《赫达·霍珀的好莱坞》中，赫达大胆地与Ed Sullivan唱反调。她们出版了慢慢的变多的回忆录，本本畅销。后来的年轻专栏作家们没有谁能与这二人的穿着攀比——劳拉偏爱Orry-Kelly、Adrian和Jean-Louis的设计，赫达常穿的是Mainbocher，有时配一顶John Frederick帽子，或者扇子做成的帽饰。

  她们过着不亚于笔下明星的优渥生活。赫达每年仅在她那标志性的头饰上就要花费5000美元。除了服饰，赫达还嗜好上釉玻璃。1941年，她在贝弗利山庄热带大道上的八室住宅展示过她的玻璃收藏，还有各类头饰。「这是一座易碎的房子，」她对来客说。

  劳拉的经济情况比赫达多少好点儿，她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北枫路619号的那座，也是她工作的地方，另一处是她的峡谷豪宅（刷着桃色和蓝色的卫生间由她的邻居Carole Lombard装饰，还有拼接草坪，有时铺盖着从制片厂道具部门拿来的假草）。

  Docky死后，劳拉又给自己找了新的慰借——词作家Jimmy McHugh，这点赫达就比不上了。Jimmy McHugh是个年轻的天主教徒，他曾经送给劳拉一座10英尺彩绘圣母玛利亚雕像，劳拉将它供奉在后院里。

  他们经常出双入对，往来各种聚会、首映礼和夜总会，包括日落大道上的Dino’s Lodge夜总会。每次服务生来结账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劳拉 「醉醺醺地尿了一地」，经理Allan Carr说。

  劳拉和赫达的权赫地位在每年的圣诞节时尤为凸显。「要给她们送礼，你的车得排着长队，」制片人A. C. Lyles回忆说。而她们的屋内则塞满了礼物，「看上去堆成了小山，礼物遍布衣柜、墙面和地板，」托尼·柯蒂斯如此追忆。

  多萝西·曼纳斯说，「我不能理解大家为何如此惧怕劳拉，但显然众人都对她顶礼膜拜。她仿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周七个专栏——周日是整个的影印版。她还有一档广播节目《好莱坞酒店》。周日还和Winchell一起主持一档深夜节目《东西海岸闲谈》——人们看这一个节目可是目不转睛。

  还有我替劳拉为《摩登银幕》杂志代写的文章，为此与我共享每月收到的1000美元。每隔一年半，我们要为劳拉的《明日之星》做一次为期五到六周的旅行，足迹遍布美国最壮丽的电影厂棚。

  举个例子吧，有一年我们和苏珊·海华德、罗伯特·斯塔克还有罗纳德·里根、简·惠曼一起旅行，就是在途中后两个人开始恋爱。」（据乔治·西德尼说，斯塔克新近透露，他参加那趟滑稽旅行完全是劳拉胁迫，「你不去的话就别想保住饭碗了。」）

  为了与时俱进，二人竞相栽培新人。Jimmy McHugh介绍劳拉认识了新生代美少年乐团——Fabian、Bobby Darin和劳拉的最爱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为融入青少年摇滚文化，赫达通过George Christy的帮助，主持了一档ABC广播节目《Teen Town》。

  她对史蒂夫·麦昆情有独钟，后者则「把她当作合唱团少女一样对待」，从而讨得赫达欢心。赫达对安－玛格丽特表现出了过分关心，Allan Carr说，他在六十年代早期担任女星经纪人。「她给予了安－玛格丽特母亲般的忠告，但赫达从中受益更多。时代在变，国家在变，电影也在变。赫达和劳拉再也不能像十年、二十年前那样，对年轻观众施加影响。」

  劳拉的健康情况慢慢的出现恶化的迹象，1962年，《洛杉矶检查者报》倒闭，这又给了她沉重一击。尽管她的专栏阵地很快转移到赫斯特集团的午报《先驱快报》上，和赫达的晨报《洛杉矶时代》比，依然丧失了一大优势。

  劳拉每晚配戴珠宝，打起精神外出，俨然一代权势渐失的女皇，在Jimmy McHugh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着。尽管关于劳拉退休的谣言此起彼伏，在多萝西·曼纳斯和其他助手的协助下，她仍然坚持每天打理专栏。

  终于在1965年，日趋严重的健康问题摧垮了劳拉，她只好退休。多萝西·曼纳斯接管了专栏，逐渐在署名栏替代了不可一世的「劳拉」。从好莱坞黄金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活化石劳拉，以84岁高龄住进了圣莫妮卡的疗养院。她在那里由一位私人护士照料，费用由赫斯特集团支付。

  赫达——曾经被《时代》杂志形容为「逗留于永恒盛年的上帝宠儿」——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都保持身体健康。但——与比尔、琼，她的孙女疏远后——赫达为逃避孤独，开始逐渐微妙地潜入邻居家的温馨生活。

  赫达的邻居是电影制作人鲍勃·恩德斯和其妻艾斯特尔。圣诞节时，恩德斯家的四个孩子会帮赫达翻找成堆的礼物。有一年，赫达收到科克·道格拉斯的礼物，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拒绝和他对话。赫达打了电话，表示感谢。在这之前，她对鲍勃和艾斯特尔坦言，「我以前是个。」

  赫达最后一次演戏是扮演肥皂剧《奥斯卡》中的小角色。80岁高龄的赫达身披一袭珠宝长袍，搭配她曾经夜里用卷纸轴固定的、经典的DQ塔式发型，浑身散发出女皇一般的优雅，赫达给世人留下了一段简短而华丽的告别亮相。

  她在电视中说的最后一句台词竟是「再见」。1966 年一个周五晚上，制片人Bill Frye 和Rosalind Russells在赫达的热带大道住宅逗留饮酒。「摄影师Jerome Zerbe邀请我们所有人出席Chasen的晚会，」Frye说。「赫达戴着帽子，穿着套装，看上去神采奕奕。但当我低头却发现她穿着一双卧室拖鞋。赫达解释说，「我吃不消（其他鞋）了。如果出门的话，就得忍着。如果忍不了，就别出门。」听上去倒像是格言。

  赫达从来不在聚会欢迎环节拖延时间，她还有另一条格言：「莫等光芒衰弱再隐退」——她也是这么践行的。在劳拉正式退休两个月后、《奥斯卡》发行前的一个周一，赫达死于双侧肺炎引起的并发症。

  哈莉特觉得有必要把赫达的死讯告知劳拉，就前去圣莫妮卡拜访了她病殃殃的母亲。「妈，我有消息告诉你，」哈莉特说。「赫达今天去世了。」这声转达之后，劳拉陷入长久的沉默，然后一脸困惑，跟着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最终感叹了一句「好！」用罗迪·麦克道尔的话说，「这也是劳拉生前最后一句有说服力的话。」

  劳拉又活了六年多，世人却以为这座老古董早就不复存在。在她封闭的疗养期间，「她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多萝西·曼纳斯说。「她就躺在那里，没有反应，面无表情。」另一个和劳拉关系紧密的人表示，劳拉经常在屋里看电视——差不多就是这样。她的思绪早就飘飞了，就这么呆坐着，看着电视机里的雪花。电视上放的是《诸神黄昏》。」

  「临终的日子里，」Gavin Lambert说，「劳拉和赫达看上去越来越像吓人的恐龙。」和这些已经灭绝的巨兽同时期的其他生物，没有哪一个能从沼泽地中一跃而起取代它们。多萝西·曼纳斯1977年退休，Aileen Mehle拒绝了两个专栏的邀请。Joyce Haber运营了《洛杉矶时代》一段时间，后来又放弃了。

  莉丝·史密斯反思说，「洛杉矶再也没八卦专栏了。没有人愿意把这些魔鬼释放开来。」无论过去还是今时，对那些畏惧魔鬼专栏作家的人来说，赫达有一句话相赠：「那些我还没捅出来的事情，他们心里清楚的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