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军登陆大亚湾，广州沦陷。16岁的余国琮随父母挤上小船逃往香港，出发不远即遭日本橡皮艇袭击。人们面朝下紧贴船板，一发发子弹擦过头皮。亲历国难，少年余国琮骨气不倒，家国情怀镌刻于心。

  1950年夏，载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美国游轮“威尔逊总统号”由旧金山驶往香港。已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余国琮阔别恩师、谢绝厚禄，以到香港探亲为名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满怀报国志气，学成归来。

  回国后，余国琮应好友林宗彩的邀请，到唐山工学院化工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余国琮随调到了天津大学，在这里，他为我国的化工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58年，我国由苏联援建的第一个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行。原子反应堆需要重水做减速剂，随着中苏交恶，我国的原子能事业面临着停转的威胁。余国琮从20世纪50年代就确定了要攻克分离重水的难关。他的研究工作很快得到了中央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被定为绝密等级。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特地参观了余国琮分离重水的实验室。那天，大家站成一排等候总理的到来。总理与余国琮等人一一握手。看到实验室几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面孔，总理说：“你们都还年轻啊！”他夸赞重水科研队伍有了人才储备。

  周总理进入实验室时，因为保密的考虑，工作人员不准照相，其他人也不准进入实验室。余国琮向总理汇报了实验室科研情况，没说几句，总理马上听出余国琮的口音：“你是广东人吧？”余国琮说是。总理问：“你是广东哪里的？”余国琮说：“我是广东台山人。”总理马上说道：“哦，排球之乡嘛。”几句简单的谈话使大家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

  周总理对重水研究寄予厚望。他紧握余国琮的手说：“我听说你们在重水研究方面很有成绩，我等着你们的消息。现在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为了祖国的荣誉，我们肯定要生产出自己的重水，要争一口气！”

  不久后学校告诉余国琮，说周总理专门从武汉打电话过来，关心重水科研进行得如何。余国琮回复说：“你能告诉总理，研究进行得很顺利。”重水在天然水中的浓度约为0.014%，余国琮带领的实验，为提取纯度达99.9%的重水提供了关键设计。

  1961年，我国重水生产进入了攻关阶段。由周总理亲自过问，国家科委负责，在全国组织了重水生产攻关小组。余国琮是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由他领导的天津大学重水科研被列为国家科委重点攻关项目。余国琮还担负起了培养重水科研人才的任务。他在天津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专业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从技术和人才上为我国重水生产奠定了基础。

  余国琮不负重托，首次提出了浓缩重水的“两塔法”。该技术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被延用至今，为实现我国重水的完全自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 “两弹一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庆油田斥资从美国引进一套先进的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置。这些装置同时还是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的配套工程，整个工程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17种、58万吨塑料和化纤等商品原料，一年可创利润50亿元。然而，这套装置投产后轻烃回收率一直达不到生产规格要求，美国公司副总裁曾带领专家进行了2个月的调试仍未能处理问题，后对大庆进行了部分赔偿，一走了之。最后，大庆人把希望寄托在余国琮及其科研组身上。他们慕名来到天津大学请求支援。

  事关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声誉，余国琮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随即，他带领助手王世昌等人一起亲赴现场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改造方案，改变该装置中板式闪蒸塔的一些结构并对压缩机系统和抽真空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机器启动运转的时候，轻烃回收率的指标在技术人员的紧紧注视中不断攀升：1.1％、1.2％、1.3%……轻烃回收率不仅达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预期！同时，装置的操作性能改善，运行更加平稳，消泡剂用量大为下降，能耗降低。

  试车成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大庆油田。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我国在化工分离技术方面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84年5月，余国琮又对我国首批引进，但投产后未能达标的燕山石化大型乙烯装置中最为关键的装置，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精馏塔——DA-101汽油分馏塔“开刀”。为了更好的提高产量、降低能耗，余国琮等将其由原浮阀塔改为板波纹填料塔，改造十六层塔板，一次开车成功。

  改造后，该塔年产量上升到36万吨以上，阻力降低2/3，节能超过10%，总经济效益达512万元。当时改造这样大的填料塔，不但我国未曾有过，在国外也是少见，可见难度之大。改造后该塔成为中国最大的填料塔，国外比它大的填料塔当时也是寥寥无几。DA-101汽油分馏塔的改造成功是填料塔科研与生产结合走向大型化、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余国琮及其团队先后针对大庆乙烯、茂名石化大型炼油减压精馏塔、上海高桥千万吨级炼油减压精馏塔、齐鲁石化百万吨级乙烯汽油急冷塔等一批引进或自行设计、具备极其重大影响的大型精馏塔进行了成功的技术改造或设计，带动了整个石化工业分离过程的技术进步。目前全行业80%以上的精馏塔均采用了新技术，其在炼油常减压精馏领域覆盖率达到了90%，同时在空气分离这一重要领域达到80%以上，完全取代了国外技术，使我国的精馏工业技术实现了更新换代，有力促进了我国石化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余国琮还十分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动产业化。他亲手创建了精馏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我国最早的高效精馏设备产业化加工中心，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设计—加工—安装—服务一条龙”的成果转化模式，解放了团队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在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技术的进步实现了节能减碳的显著效果，为我国石化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开辟了前景。

  余国琮：我祖籍广东台山，但从我祖父那一代就在广州谋生。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广州度过的。1938年，日本人攻占了广州，我跟父母逃难到了香港，高中是在香港上的。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化工系，1943年毕业后到重庆工作，1944年出国留学，1945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47年毕业于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在1947至1950年间，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讲师、助理教授。

  △1943年夏天，余国琮从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一年之后，他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翻拍）

  本来，我的人生也算是一帆风顺的，但有一件事始终让我难以释怀：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战乱不断，飞机的轰炸声吓得人们四处逃难，而我一位哥哥，让日本人的战机炸死了！我父母一共生育了8男1女9个孩子，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很疼我，我们的感情很深。哥哥的不幸去世，让我深深地铭记着国仇家恨，总想通过个人的力量让祖国变得强大，不再受人欺负。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我就联合了很多地下党员在美国留学生中宣传抗日，并跟一批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于1949年6月18日在匹兹堡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有从美国各地来的代表60多人参加，当时我是助理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向学校要课室开会，大家一起研究国内的形势，商量回国，报效国家。在那期间，我一直进行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被吸收为Sigma Xi等三个荣誉学会的会员。

  在当时，美国浓郁的学术氛围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让我忘记自己的理想，我魂牵梦萦的依然是饱经苦难的祖国。

  机会终于来了！1950年8月，我以赴香港探亲为名，避开美国政府的注意，返回祖国，成为首批留美归来学者之一。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有祖国强大了，人民才不会受人欺负，我为祖国的科学研究作贡献，我的亲人、我的同胞才能扬眉吐气。正是被这种想法激励着，所以，我义无反顾地回来了，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斗志！

  余国琮：我一共回过3次江门，其中有一次在台山乡亲、当时的台山市政协主席黄小玲女士的穿针引线下，我们回到了台山一个叫南岭村的小村子，那是我的祖先居住的地方。祖屋已经很破败了，家中也没有了亲人，但我依然觉得很亲切。

  虽然回家乡的数次不多，但我觉得家乡建设得不错，家乡很美，家乡的人很热情。我家至今仍就保持着家乡的一些生活小习惯，比如夏秋时节煲老火汤，我和妻子在家说广东话，因为她也是广东人。

  家乡建了院士路之后，我在院士路走过两次。为院士们铸的铜像很像，我和妻子都跟铜像合照了。家乡政府重视科技，尊重科技工作人员，这比我自己获得什么奖还高兴，我盼望自己的科技发明能应用到家乡的建设中去。

  江门五邑是院士之乡，以不到全国千分之一的面积孕育了34位院士，涉及社科、物理、化学、生物、医药等多个学科领域，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这中间还包括著名导弹控制专家梁思礼，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植物学家陈焕镛，有机化学家黄乃正，水稻遗传育种专家黄耀祥，普通外科专家黄志强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还是“梁门三兄弟”：大哥梁思成、老二梁思永、老五梁思礼，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儒梁启超。

  据研究侨乡文化的专家称，江门之所以涌现出如此众多的院士和其他科技名人，据研究侨乡文化的专家称，这得益于江门市是中国第一侨乡，有众多旅居港澳及海外的乡亲，与境外人员、信息交流频繁，开风气之先。

  为纪念江门五邑籍院士的杰出贡献，表达家乡对院士们的敬意，2004年10月，中国第一条以两院院士为主题的“院士路”在江门市区北新区命名，并在这条“院士路”两旁分别设立江门五邑籍院士艺术塑像，每个高两米多，由胸像、基座两大部分所组成，基座上刻有院士的简介健在的院士每人还刻制了一对手印。

  来源：网信江门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广州日报、江门日报、江门广播电视台、江门日报台山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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